光绪九年（1883），73岁的左宗棠身为两江总督，在江宁为陶澍、林则徐合建专祠并题写楹联，以善治两江的后继者自居。此时的他，正处于人生的最后十年，这十年里，他烈士暮年却壮心不已，功业与谤议交织，其晚年实践深刻体现了传统治理体系与近代化生存需求之间的撕裂，浓缩了晚清最根本的困境。

收复新疆：捍卫疆土的艰难征程

1875年，60余岁的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当时他年近晚年，但意志刚烈，以“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部署，历经近两年鏖战，取得新疆收复的决定性胜利。1877年阿古柏势力瓦解，1884年清廷通过《中俄伊犁条约》正式收回伊犁区域，结束了十余年的战乱。

为这场远征，左宗棠做了诸多努力。他在兰州建立制造局，仿制与改良洋式枪炮，购置德制克虏伯大炮和大量近代步枪，把参战湘军武装成近代化军队；铺设多条补给线，兴修屯田和粮局保障后勤；借助电报与书牍进行指挥与通讯，及时掌握外交与情报。然而，他的这些举措引发诸多争议。为筹军费，他动用借款、提前征收协饷、加征厘金等，遭到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指责，朝堂之上围绕“塞防”与“海防”展开激烈战略分歧。

洋务运动的“西北试验”：制度与实业的探索

左宗棠认为守疆需“自给于器”，将洋务之策带入西北，兰州机器织呢局应运而生。这是西北以官办实业服务边防的试验场，凝聚了他数年的谋划与财政支持。1876年前后督筹巨款买机器、聘技师，1879 - 1880年完成安装，1880年9月正式开工，机器设备多从德国引进，是中国西部首例机器毛纺尝试，也是晚清西部地区近代化的重要起点。

但技术移植遭遇现实难题。西北的气候、原料、熟练工与市场体系未能同步，运输与维修依赖外方技师，成本居高不下，厂子仅运作数年后便停业。左宗棠主张“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将其视为国防与实业试验的必要投入。此外，他还多次上疏建议以州县代军府、设行省以长治久安，1884年清廷下诏设新疆行省，废军府制、置州县，奠定近代新疆行政格局的雏形。不过，西北地区的洋务试验面临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批评声来自对同化政策的忧虑和财政负担与短期经济效益的现实考量。

个人生活：清廉与“绯闻”的交织

左宗棠一生俭约，朝廷拨给的养廉银数额可观，但他家中生活极为节省。他长期受肺病、风湿与眼疾困扰，行动多靠人搀扶，却仍日夜批阅奏章、巡检边防。他与李鸿章在治政与战略问题上公开分歧，主张坚守西北边塞以抵御俄患，反对把有限财力全部倾注海防，在朝中既得到拥趸也招致敌手。

网上流传左宗棠70岁娶17岁小妾且是慈禧赏赐，还待小妾如孙女最后放她自由的故事。实际上，左宗棠确有妾室，但情况并非如此戏剧化。他于1852年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邀出仕时已有妾室张氏，曾国藩见到的小妾应是张氏。《曾国藩真相录》记载曾国藩戏称左宗棠“看如夫人洗脚”，左宗棠以“赐同进士出身”回怼。而关于慈禧赏赐宫女给左宗棠做妾一事，官方文献和左宗棠家书信件均无提及，很可能是谣传。

中法战争：最后的“政治孤勇者”

1884年8月，法军摧毁福建水师，福州船政局与沿岸炮台遭受毁灭性打击，清军多舰被击沉。左宗棠以钦差大臣之名出任督师，赴福建整顿海防、重建舰政。他虽古稀之年且身带旧疾，仍带病南下，亲临马尾、巡视沿海炮台，力图重振军心，整顿防务体系。

他愤然斥责船政局“二十年之积累，毁于一旦”，主张坚定抗争、巩固海防并推进制度性改革，但朝廷在内外压力与外交现实面前选择渐趋妥协，他的主张屡屡受阻。年老体弱的他坚持巡视要塞，心中的失望与愤怒不断累积，最终在1885年9月5日于福州辞世，谥号“文襄”。

左宗棠的形象充满矛盾，清廷虽追赐太傅，但不久便撤销部分新疆新政。梁启超盛赞其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李鸿章却私下讽刺他。无论如何，左宗棠以农业文明的资源体系拼搏于工业时代冲击之下，以士大夫精神深度参与近代中国的国防与政治，他的晚年为理解晚清提供了充满悲壮张力的历史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