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上次来日本是5年前甚至10年前，那么今天再来日本，你会有些诧异：为什么一夜之间，冒出来这么多东南亚人？

多年前，在路上看到不会日语的亚洲人面孔，会猜想是中国人；现在，则很可能是越南人。便利店，一整家店的店员都是越南人，拿不准的事情，他们会用越南语对话，再用日语礼貌回复给你。超市广播，日、英、中文之后，还有个越南语，成为街头最直观的变化。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2025年10月末，日本的外国人劳动者在250–260万人，最大外籍劳动力来源，占第一位的不是中国大陆（约43万+），而是越南（约60万+）。这一数据印证了街头的直观感受——越南已正式超越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外籍劳动力来源国，在特定技能签证持有者中，越南人比例更是高达约44.2%，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笔者一直以为日本的外国人统计之中，第一位一定来自于中国大陆，而且是碾压式的第一位。谁曾想，被越南人悄然超越，这种变化背后，是多重力量长期叠加的结果。

不止越南人，东南亚各国都在“进军”日本，印度等南亚国家也把日本作为打工或定居的标的。在制造业、建筑业甚至农业领域，东南亚人+南亚人，已然占据了日本劳动力的半壁江山，重塑着日本的劳动力结构。

咱们来聊聊这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因素。

一、越南人大量涌入日本，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最近正在忙买房子，中介是个敬业的越南小伙。对越南年轻人来说，来日本打工就能往越南国内寄钱，改善全家生活，也正因此，连续日元贬值让他们非常受伤——寄回国内的钱，购买力大幅缩水。

收入差距，是最直接的吸引力。根据越南统计总局发布的官方数据，2025年越南全国劳动者的月均收入为976万越南盾，约合2528元人民币；另有数据显示，2025年越南人均月收入约为590万越盾（折合人民币1552元），无论何种统计口径，与日本的收入差距都极为悬殊，持有特定技能签证的越南劳动者在日本的月薪，更是越南国内的近5倍。

在日本，不说房产中介这样的白领工作，根据厚生劳动省《令和6年（2024）賃金構造基本統計調査》数据，以工厂工人、服务业底层人员为代表的“技能实习生”平均月薪182700日元/月，即超过8000元人民币，持“特定技能签证”者的平均月薪为211200日元/月，超过9515元人民币。

本地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吃苦耐劳的日本年轻人，日本中位年龄已达49岁，严重的少子老龄化让基层岗位缺口巨大；而越南“输入”的劳动力，却几乎个个都是任劳任怨。他们住集体宿舍和老房子，自己做饭，生活成本压到最低，几乎没有休闲娱乐支出。月生活费控制在6–8万日元，每月能寄回5–10万日元，换算成越南盾，足以支撑一个弟弟妹妹完成学业，拯救一个普通家庭的困境。对他们而言，来日本，是全家托举的结果，越托举，越有压力，也越希望能在日本长期留下来，彻底改变命运。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人们总想要通过出国寻找更好的机会，所谓“外国的月亮总是有点圆”。1980年代，中国人也曾走过这条路。

有一个被拍成纪录片《含泪活着》的真人真事：上海男子赴日本打黑工15年，一天的工资就能顶上海10个月的收入，所有积蓄全部寄回给妻女，甚至连回国都不敢，怕回国后就再也无法踏入日本。

现在，这条外国务工的路上，主角换成了越南人。越南并非小国，国土面积与日本相近，均为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也相差无几，约1亿人，是东南亚人口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与日本的深度老龄化不同，越南的中位年龄仅32岁，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足，几乎没有老龄化困扰，庞大的年轻人口带来激烈的国内竞争，人口外溢成为必然，而日本，正是他们最理想的目的地之一。

其实这些年，越南整个国家的治理策略也很明确：与中国、美国、日本之间都保持深入的经济往来，但不明确站边；制造业结构丰富，电子、服装、鞋类、零部件等产业全面发展，世界银行指出，越南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一环；对于外国提供的基建支持和技术转移，越南政府统统欢迎，同时积极号召最大化人口红利，将农村人口转化为工业劳动力，为劳动力输出奠定了基础。

政策和现状是一方面，人民的内在驱动力是另一方面。笔者的泰国好友有个观点：几年后越南的GDP势必超过泰国，一方面是越南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充足；另一方面，曼谷的中产都在忙着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泰国年轻人挤破脑袋非大学不考，尽管很多学科过于“阳春白雪”，毕业后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但越南人截然不同，他们早早就甘心于“下里巴人”的生活，一点也不端着。全球制造业向越南转移的同时，也把大量年轻人推向了工厂，越南的专门学校、技工学校都很受欢迎，做“厂妹”“厂弟”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反而被视为改善生活的务实选择。

一位在日企人事部工作的越南朋友告诉我，在越南，准备留学或出国的年轻人主要分为两拨：一拨人学英语，瞄准欧美市场；另一拨人则专注学日语，而学日语并非出于兴趣，而是为了之后能在日本站稳脚跟，相比学英语，更功利、也更现实。越南本地也有很多日本语学校，丰俭由人，学费较高的学校甚至直接由日本人授课，为年轻人赴日铺路。

这种改变，就发生在短短十年之间。

2010–2019年，到日本做“技能实习生”的越南人数呈现爆发式增长。据nippon.com日本网报道，把越南人向日本“派遣”已经成为一门大生意，2023年派遣到海外工作的越南劳动者中，赴日的约有8万人，位居首位，其次是中国台湾，约5.9万人。

一边是越南的劳动力输出，另一边是日本的主动引入，日本对越南也在持续送出橄榄枝。日本是越南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披露，到2025年底，越南有超过5000个日本投资项目，注册资本约78.28亿美元，2025年1月日本对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较2024年同期更是增长了665%，增速惊人。

日本对越南、东南亚的投资，并非零散的单点布局，而是长期、系统化、大规模的产业链部署。丰田在越南建汽车厂，本田建摩托车厂，AEON（永旺）、UNIQLO（优衣库）等零售品牌全面进军越南，从生产到消费，全方位渗透越南人的生活，潜移默化中让越南人对日本产生熟悉感和向往感。

所以说，越南人在日本街头的“突然出现”，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越南人口红利、日本产业外移、签证制度优化、家庭托举等多重力量长期叠加的必然结果。

二、对比在日华人和越南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

曾几何时，日本的“研修生”（技能实习生的前身，即准劳动力）中，大量是中国人，他们在便利店收银、在路边建房子、在工厂里搬砖，撑起了日本基层劳动力的半壁江山。而现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是越南人，还有菲律宾人、尼泊尔人、孟加拉人、印度人，中国人在基层劳动力中的身影越来越少。

这里需要区分一个概念：刚才笔者提到的“在日外国人劳动者”中，越南人最多，但在“在日生活外国人”中，第一名不是越南，仍是中国大陆人。截至2025年6月末，根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数据，日本的外国人长期居民已突破390万人，中国大陆人超过87万居首位，越南人在第二位，超过63万。

这一数据差异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很多中国人在日本压根没有就业需求。就像现在的小姑娘爱说“好男人不流通”，在日本，比较富裕的外国人也“不流通”——他们手持的是经营管理签、家族滞在签、留学签等，不强求留在日本工作，也无需靠体力劳动谋生。

反过来讲，这届赴日华人，大多已经在中国国内获得了不错的经济地位，甚至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居权，比如中国香港的高度人才签证、美国绿卡等。对他们而言，日本只是一个生活或教育据点，或是资产配置地，而且很可能只是“之一”，他们有足够的选择权，来不来日本、待多久，都由自己决定。

有一本书叫《日本のなかの中国》，中文可以翻译为《日本的中国人社会》，封面写着几个大字：“日本人の友だち一人もいません”（一个日本人朋友都没有）。作者在书中写到，在日本的中国大陆人，很多人不会日语，也不需要融入当地社会，平时只和中国人打交道，最多只是叮嘱孩子学好日语，方便在当地上学。在笔者看来，不止大陆人，一些台湾朋友在日本，也大多只活在自己的中国圈子里，与当地社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在日本的身份的确实在上升，形成了清晰的圈层结构：

塔尖，是投资人、企业主、中日跨境资源型人物，几乎都能手持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拥有自己的产业和事业；

中层（颈部），是白领、技术岗、小型创业者，大多持有经营管理签证或者技术人文签证，工作稳定，生活体面；

底层，从事制造业或者服务业的人员，正在快速收缩，这部分人的收入与尊严都不尽人意，很多人发现，回国努把力，也许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成为一名白领，无需在日本受这份苦。

其实今天和20年之前的在日中国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大不了回国”的底气。来日本，东南亚人是为了“改变人生”——他们大多出身普通，希望通过在日本打工，彻底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而中国人更多是为了“改善人生”——在国内已有不错的基础，来日本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教育资源或资产配置。

这并非价值判断，而是不同国家在人口结构、收入基数、外部选择空间上的客观差异。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作为准劳动力的“特定技能签证”持有者中，越南人占约44.2%，印尼人次之，而中国人只占约6.0%，差距悬殊。

咱们再看看在日越南人的圈层，同样呈现出清晰的分层：

塔尖，人数比较少。越南的富裕阶层本来就不多，2024年日本GDP是越南的9倍多，越南的塔尖人群到了日本，原有优势也被大幅稀释。但笔者的越南中介说，塔尖的越南人，大多在日本买房做投资，逐步积累财富；

颈部偏高位置，是越南籍餐饮连锁老板、人力派遣公司经营者、技能实习中介，他们依托同胞资源，在日本搭建起自己的事业版图；

中层，是各类中介和白领，比如笔者遇到的房产中介，他们苦练日语，融入日本社会，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底层，是大量想要实现阶级跃迁的越南年轻劳动力，他们任劳任怨，苦练口语，努力融入日本社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日本站稳脚跟，改变自己的命运。

除了越南人，操着一口流利日语的菲律宾人、尼泊尔人、孟加拉人、印度人也已纷纷登场，各自占据着不同的领域：菲律宾人和印尼人更多集中在护理、服务、社群型生意，贴合日本的护理行业缺口；尼泊尔人、印度人之中，很多人通过餐饮和香料进口做得风生水起，毕竟自带咖喱等特色技能，精准抓住了日本的小众消费需求。

不知不觉间，日本早已经不是曾经那个“单一民族”的印象，它早已成为东南亚人的日本，是南亚人的日本，是多元文化交融的日本。

三、日本的“一盘大棋”：早早就布局的外国人引入计划

越南人大量涌入日本，看似是“突然爆发”，实则是日本早早就开始下的一盘大棋——从几十年前开始，日本就已经在为引入外国劳动力铺路，而越南，正是这盘棋中最关键的一颗棋子。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发生了一系列关键变化，为今天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强化，同时也推动了日企的海外转移投资，降低生产成本；

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外移和本地化，东南亚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日企海外布局的首选承接地；

日本开始大规模去越南、埃及、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国家搞基建，比如港口、地铁、高速公路，既输出了资本和技术，也拉近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为后续的劳动力引入奠定了基础。

日本文化在越南的渗透，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这不仅体现在优衣库、丰田等日本品牌的普及，还体现在娱乐、消费与生活方式的长期影响中。笔者当年喜欢AKB48，后来偶然发现，它竟然有越南版官方姊妹组合SGO48，当时完全意想不到——其实，不是“想不到”，是我们根本没往越南那处想，因为彼时的我们，对越南没有太多“需求”；而日本缺人，显然对于越南“有所求”，这种需求，推动着日本全方位渗透越南。

笔者这几年在国外生活，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纽带，能让下一辈人愿意来到某个国家生活，或者让小一辈人希望继续留在某个国家生活？

政策、文化、商业，各方面的影响力都是纽带，但除非有《盗梦空间》那样的专业技术，否则，短短几年很难将一代人的思路彻底转换过来。而日本对越南的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现在越南年轻人对日本的兴趣，来自于今天日企和日本品牌的影响；而今天的日企影响力，正是80年代日本全球化拓展所留下的结构性遗产。

这种影响是连锁性的：日企去了越南，带去了一整个产业链，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银行业、金融服务等行业，也跟着资本去服务新的市场；日本人高管被派到当地，高管拖家带口，当地就需要建日本人学校，满足他们的教育需求；这些高管再回日本，或再次外派，就成了半个跨境宣传大使，向日本国内传递越南的情况，也向越南传递日本的信息。

比如三井住友银行（SMBC）在泰国的业务可以追溯到1952年，瑞穗银行则是1982年进入泰国。这些金融机构不是“偶尔设个代表处”，而是伴随日企在东南亚的生产、贸易扩张，搭建起的长期金融服务体系的一部分，深度绑定当地经济。

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日本人更信赖他们的同胞，更信赖曾经合作过的人，这种信赖感，让外人很难切入他们的圈子。而越南人，因为长期与日企合作，逐渐获得了日本人的信赖，这也成为越南人能大量进入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特点，使得有意去日本生活的越南人，都期待能更早与日本产生联系，就像早早买入一支质优股一样，希望通过提前布局，为自己未来在日本的生活和工作铺路。

四、日本的外国人政策：精准引人，规避风险

最后，我们再聊聊日本这个国家对外国人的引入政策——它的核心逻辑很简单：既要人，又不要“移民国家”的政治风险，做到“精准引人、可控管理”。

从结果来看，日本目前的250–260万外国劳动者，有效弥补了国内劳动力的不足，而且并没有造成很大的治安困扰。就连口碑颇为微妙的印度人，日本也在积极引入，只要能填补劳动力缺口，日本就愿意敞开大门。

实际上，日本是一个长期与外国人共处的社会，所谓“长期”，已经超过40年。截至2025年，日本的外国居民约占全国人口的2.9–3%，东京23区内，外国人占总人口比例约5%左右，而新宿区、丰岛区，外国人占比甚至达到了接近12%。12%是什么概念？在这些区域的区役所（政府办公机构），总能碰到大量外国人办理业务，街头随处可见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多元文化已经成为这些区域的常态。对比来看，中国大陆整体的外国人比例非常低，只有0.06%左右，即便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国人比例也远低于1%，差距显著。

日本的外国人引入计划，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经历了几十年的制度迭代和优化：

1974年之后，日本生育率持续下降，制造业、建筑行业、服务行业的一线人员缺口越来越大，引入外国劳动力成为必然；

1981年，日本社会发明了研修生（研修・技能移転）制度，用“学习技能”的名义引入低成本劳动力，但这些劳动者被雇主高度绑定，不能换工作，本质上是一种“准劳动力”制度；

1993年，研修生制度被升级为技能实习生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外国劳动力的引入和管理；

2019年，日本新增了“特定技能签证”，明确承认外国人可以换工作，提高了长期滞在的可能性，进一步吸引外国劳动力留在日本；

2023-2025年，围绕技能实习制度改革的相关立法逐步通过，不断优化外国劳动力的权益保障和管理机制；

据说2027年，技能实习制度还会被重构，进一步适配日本的劳动力需求。

日本把多签证组合玩得很明白，搞“外国人组合拳”，针对不同类型的外国人，推出不同的签证类型，做到精准引人。同时，日本还驱动地方政府参与其中，让企业承担引入外国人的责任——因为雇主就是半个担保人，既保证了外国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也降低了政府的管理成本。

在众多国家中，日本显然更欢迎越南人。日本从1993年起设立技能实习生制度，看上去对每个国家的人都一视同仁，但越南、印尼、菲律宾，却做到了长期、大规模、稳定的人才输送。换句话说，日本工厂最倾向于向东南亚国家发放签证。

为什么是东南亚国家？笔者猜想，或许是因为东南亚人整体劳动纠纷率低、流动性低，而且大多是由中介统一输送到日本，管理起来更便捷；南亚则稍微麻烦一些，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的人才引入，需要复杂的文化与宗教配套，融入难度相对较大；而中国人，虽然被认为能力出众、有责任心，但在日企中不一定合群，当然，很多企业也愿意录用中国人，尤其是在IT等技术领域。

根据厚劳省的2024年外国人工作统计，外国劳动者在日本的行业分布呈现出清晰的特点：

制造业最多，约占26%，是外国劳动者的主要就业领域；

服务业（住宿/餐饮）约占11–15%，便利店、餐厅等岗位随处可见外国人的身影；

批发/零售业约占13%，成为外国劳动者的重要就业方向；

建筑业增长显著（同比增长22.7%），但整体占比仍小于制造业；

农业/渔业约占2–3%，外国人真的在日本“下地干活”，日本农协（JA）系统，是外国人劳动力的隐形使用大户；

IT行业目前中国人最多，印度的高端IT人才也不少，成为技术领域的主要外国劳动力来源。

稍微展开想象，一旦机器人时代到来，农业和制造业的外国劳动者，是否是最容易被替代的呢？

答案还真不一定。

农业领域，机器人虽然可以实现采摘、分选，也可以引入无人拖拉机，但初期投资成本高，而日本的农场大多规模较小，且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从成本角度来看，雇佣外国人仍是最便宜、最灵活的方案；

建筑行业，工地环境复杂、作业非标准化，尤其是旧建筑改造，需要大量的临时判断和人工操作，很难完全交给AI和机器人；

再看介护行业，日本社会对“人照顾人”的执念极强，很多老人排斥机器护理，而且介护工作涉及复杂的法律责任和情感沟通，机器很难替代人类的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机器人取代人类，东南亚/南亚人在日本从事的这些工作，也许是最后一批被替代的。反而是那些做“标准化事务”的白领，比如普通文员、数据录入员等，更容易被AI和机器人替代，处境更为危险。

说到底，日本引入外国劳动力的目的只有一个：既要有人填补劳动力缺口，维持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转，又要规避“移民国家”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实现“可控移民”。对这些外国劳动者个人来说，自己的祖国是背景板，而日本，是他们改变命运的舞台。

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背景板”越来越重要了。过去40年，日本在住外国人的发展路线是可以被预测的，但接下来的40年，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日本的外国人政策、劳动力结构，都可能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总之，在越南人、菲律宾人、尼泊尔人看来，日本仍是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地方——这里有更高的收入、更稳定的工作，有实现阶级跃迁的可能。

其实，人群在变，街景在变，但背后的逻辑从未改变——劳动力永远追逐机会，哪里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发展，劳动力就会流向哪里；而国家，只会选择自己愿意接住、也需要接住的那一部分人。日本街头的越南人，正是这种“双向选择”的结果，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人口流动与国家需求相互适配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