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与拼多多，谁才符合“伟大公司遇到可解决的问题”？
日期：2026-01-18 19:26:06 / 人气：6
“对于伟大的公司，我们想在手术台上购买它们……当一个非凡的企业遇到一个一次性的、巨大的、但可以解决的问题时，就会出现一个伟大的投资机会。”——巴菲特
上海长宁区的两家互联网企业——携程与拼多多，如今都身陷难题，也成为不少投资者热议的焦点。我曾在《抄底就是伟大公司遇到了可解决的问题》一文中提到：抄底的核心逻辑有二，一是标的必须是伟大公司，二是所遇问题具备可解决性，二者缺一不可。而判断问题能否解决，正是投资中最考验智慧的环节。并非所有伟大公司遭遇的困境都能化解，有些“真问题”足以动摇企业根基。
（注：本人为拼多多股东，难免存在立场倾向，“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或有发生，以下观点若有偏颇，欢迎留言指正。）
对于中美互联网巨头而言，罚款从来都不是核心痛点，真正关键的是罚款是否会损害公司长期盈利能力。无论是欧盟对苹果、谷歌开出的百亿美金罚单，还是2021年国内对阿里、美团的百亿级处罚，对这些企业的未来现金流几乎无实质影响。
我始终认为，评价互联网公司的核心指标是长期挣钱能力——即未来五年、十年能持续创造多少利润，而非当前账上的现金储备。估值测算时，更应聚焦长期盈利能力，而非短期现金规模。不少拼多多股东盼着公司将账上4300亿现金分红，但我更期待公司能将这笔资金投入到能强化未来盈利能力的业务中，直至找不到优质投资方向，再启动回购与分红。
正如《从携程的反垄断调查谈谈平台经济的护城河》一文所分析：若携程遭遇反垄断处罚，参考美团、阿里的案例，罚款比例大概率落在营收的3%~4%区间。携程2024年营收约532亿元，对应罚款金额或在20亿元左右。若仅是这笔一次性罚款（约占年净利润的10%），却导致市值蒸发10%（约350亿元），那么这无疑会构成优质投资机会。
即便拼多多面临类似罚款，对其年度盈利能力而言也只是九牛一毛。况且在法治中国，罚款金额有明确法律依据，并非依企业资金实力随意核定。既然罚款属于一次性问题，那么核心争议就聚焦于：处罚是否会影响企业长期盈利能力？
我们可以用一组简单数据拆解携程：反垄断调查前，携程具备年赚200亿元的能力，当前市值不足3000亿元，市盈率仅15倍。叠加出入境旅游的长期增长趋势，维持10%以上的增速具备可预期性。若停止“二选一”后仍能守住市场份额，当前股价显然被低估。
或许有人会质疑：“若携程无需‘二选一’就能守住份额，当初何必推行这一策略？” 其实逻辑并非如此。美团2021年被罚34亿元，且被禁止再强制商家“二选一”，但后续外卖市场份额不仅未下滑，反而持续提升（外卖大战前），2021-2024年经调整净利润稳步增长，反观饿了么2024年险些被抖音收购。美团能稳住基本盘，核心在于其构建了骑手履约侧的配送效率护城河，叠加商家服务与用户粘性，印证了“一次性处罚不损害核心盈利能力”的逻辑。
阿里则没这么幸运。淘宝被禁止强迫品牌商独家经营后，品牌商纷纷入驻拼多多、京东、抖音电商，这对淘宝的盈利能力造成了长期性冲击。美团与阿里的核心差异的在于：阿里本质是“商业地产商”，仅提供流量撮合服务；而美团与京东类似，是“商业地产商+物流配送商”，尤其在30分钟即时配送领域形成了强壁垒。外卖大战前，美团不仅占据70%的餐饮商家份额，更掌控70%的即时配送物流资源，在“用户-商家”双边平台之外，多了一层骑手配送网络，这正是其最深的护城河。
阿里作为单纯的流量贩子，当其他平台能提供更廉价的流量时，品牌商自然会“一处水源供全球”，多平台布局成为必然，进而削弱淘宝的盈利能力。商家终究以ROI为核心决策依据，无关情感绑定。
参照阿里与美团的案例，携程的定位究竟是“流量贩子”，还是像美团一样的“服务确定性提供商”？我倾向于认为，携程具备一定服务属性，尤其在出入境游领域，对酒店拥有极强的议价权。消费者住宿遇困时，携程客服往往偏袒消费者，这为其积累了大量信任（尽管大数据杀熟又流失了部分信任）。但这种服务属性远弱于美团的30分钟即时配送，仅强于淘宝的单纯流量撮合。从这个角度看，携程更接近京东——二者均服务对确定性有需求的高净值用户，京东通过次日达+自营构建差异化，支撑起4万亿GMV与500亿净利润，但后续增长乏力，维持现有规模已属不易。
住宿服务的属性本就高于商品交易：京东的商品交易标准化程度高，而住宿属于非标品类，履约流程更长，消费者预订前无法确定房间是否能兑现、房型是否与描述一致、是否存在异味等问题。低端颠覆者在各行业都普遍存在，京东如今也被拼多多、抖音电商激烈冲击。商品交易的同质化程度高，若同类商品定价更高，缺乏持续溢价空间，愿意为京东服务支付10%~20%溢价的用户会越来越少，毕竟整个电商行业的交付确定性正在持续提升。
早在2019年，美团的酒店间夜总量就已超越携程，但携程至今仍占据中高星级酒店70%的GMV份额与60%的订单量份额。这固然有“二选一”策略的助力，但优质服务也是重要原因。但问题在于，美团、飞猪、同程乃至新入局的京东，都对携程每年200亿的净利润虎视眈眈——即时零售要到2030年才能实现200-300亿元净利润，而“外卖三傻”敢在该领域一年投入千亿。当“二选一”被禁止后，酒店天然有分散渠道经营的需求，若联合美团、飞猪、同程、京东发起价格战，携程将面临巨大压力。
价格战的逻辑很直接：假设携程对酒店收取15%佣金+10%广告流量费，而美团为抢夺中高星级酒店份额，可能效仿抖音团购冲击美团团购的策略，放弃佣金并让利消费者。同样一间1000元的客房，携程抽成150元，美团则将这150元以优惠券形式补贴消费者，消费者只需支付850元，几乎必然选择美团。而酒店无论通过哪个平台接单，实收均为850元，对渠道选择并无偏好。
携程此前的“二选一”策略，核心是通过“调价助手”工具，未经商家允许自动扫描竞品价格、强制下调客房定价、擅自修改活动折扣，逼迫商家降价。但商家其实并不愿意被动调价——携程平台的低价无法换取更多流量，消费者下单的核心是认可酒店本身，而非单纯比价选择。
这正是携程与拼多多商业模式的核心差异。拼多多同样有自动调价工具，但从不强迫商家签订协议或限定低价，平台核心逻辑是“同质更低价”的流量分发机制：商家为争夺流量，先手动降价，后续为提升效率才主动勾选自动调价功能。网上流传的拼多多强制调价短视频，实际概率极低——拼多多拥有1500万商家，若通过代码强制调价，即便仅影响1%商家，也会涉及15万户，社会影响难以估量。我倾向于认为，拼多多、抖音、淘宝均有自动调价工具，但唯有拼多多以低价为核心流量分发逻辑，因此会“诱导”商家开启自动跟进功能，比如通过弹窗提示开启后的销量提升空间，部分商家可能因误操作开启。
拼多多的核心战略可概括为一个字：“省”。其所有动作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算法分发机制本质是“以价换量”，对应传统线下生意的“薄利多销”，是商家为降低交易摩擦成本主动采取的利己行为。这与携程、京东、淘宝通过强制协议限制品牌商跨平台定价的模式，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吸引”商家主动降价，后者是“强迫”商家被动服从。
拼多多的算法对所有商家一视同仁，并不限制商家在淘宝、京东、抖音开店，即便开店也难以获得流量。我曾调研过一位世界500强薯片尾货商，问其为何仅在拼多多售卖2.8元/包的薯片，而放弃其他平台。他的回答是：“做低价、全球搜罗低价货源，我无人能及——哪怕波兰有工厂倒闭、俄乌战争影响可乐厂产能，我都能第一时间掌握信息。但让我在抖音拍短视频直播、在淘宝研究运营策略，我学不会。”
可见，拼多多将“薄利多销”这一常识，通过现代算法打造成平台核心能力。其算法不区分商家身份，哪怕是经销商，只要同款产品定价低于品牌旗舰店，就能获得更多流量。此外，拼多多当前电商市场份额仅20%，远未达到70%的垄断门槛，不存在实质性垄断行为。
既然反垄断不会影响拼多多的长期盈利能力，是否存在其他潜在风险？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约束——拼多多近期将“仅退款”调整为“退货退款”，就是出于这一考量。该调整短期内影响了用户体验（退货流程更繁琐）与平台利润（退货率上升的成本由商家与平台共同承担），但长期影响几乎可忽略不计。
进一步追问：在“反内卷”背景下，哪些调整会真正损害拼多多的长期盈利能力？禁止售卖特定类目？可能性极低，法律讲究一视同仁。要求严惩假冒伪劣商家？拼多多一直在推进这项工作，平台治理水平逐年提升，只要持续向好，就不会面临强制整改压力。
最极端的情况，是强制修改拼多多的算法因子，弱化“价格”权重，使其与其他平台趋同。这几乎等同于否定“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商家凭借规模效应控制成本、提升效率，以低价让利于消费者，同时保留10%毛利，形成消费者、商家、平台三方共赢的格局。
这种模式唯一的反对者，是效率与成本控制能力不足的商家与平台。他们因失去市场份额而抱怨，甚至向上投诉，但这本质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从国家与社会视角，更希望这种替代过程温和渐进——正如无人驾驶取代司机，效率优势决定了趋势不可阻挡，但需兼顾就业等社会问题，避免短期内造成大规模冲击。
因此，我认为监管更可能要求拼多多整治的，是那些靠偷工减料实现低价的劣质商家——这类商家的低价并非源于规模、周转、效率或管理优化，仅自身受益，损害消费者与行业生态，理应被清理。
其实，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正是“薄利多销”模式的成功实践者，凭借性价比参与全球竞争，堪称一个“大号拼多多”。同为效率驱动的模式，何必相互为难？
作者：极悦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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